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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研讨会暨2017年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年会综述

发布时间:2017-10-31 09:37:00

    2017年9月23日,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研讨会暨2017年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年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举办。来自各上海和全国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由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成素梅研究员主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董春雨教授、《哲学动态》杂志贾红莲主编、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苏褀处长等出席并致辞。董春雨教授对中国自然辩证法学会的历史做了简要回顾,分析了学科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蕴含的契机,并对未来发展做了展望。
    研讨会共八个主题报告,围绕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大数据的哲学问题、智能化社会的哲学问题等议题展开。
    一、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成素梅研究员作了题为《人工智能的十大哲学挑战》的报告。她指出:有四股力量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资本、政府、媒体和学者,并形成了2017人工智能年。目前形成了两大派观点,发展论和威胁论。人文社会科学家偏向威胁论,而科技工作者则强调发展论。她认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世界,关键问题是如何塑造人工智能,主导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由此哲学的反思是必须、必要和必然的。成素梅研究员提出,目前人工智能发展已形成十大挑战,涉及概念框架、思维方式、隐私保护、生命观、身体管理、自我意识、就业与休闲、技术观、科学认识论和数字化认识的责任等方面。最后,成教授总结认为,智能化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高级阶段,我们正在面对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概念框架等方面的种种变革;其次,智能化是世界的趋势,势不可当。现今,哲学社会科学的出场比技术和资本更迫切更重要。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也要进行思维方式的转变。最后,不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从人类宿命来看,我们都应该迎接挑战,摆脱恐惧。
    有学者提问,当人工智能向各行各业全面渗透,不远将来人类有可能摆脱就业压力而获得充分的自由,这是不是意味着更大的休闲需求,会不会导致对于哲学的兴趣日益浓厚?成素梅教授认为,历来的教育观念教给了我们如何工作和劳动,但没有培养休闲的技能,人工智能充分应用后,休闲时间必定增多,这时人生意义等可能会占到人类思考的主导地位。这也意味着哲学将有更大的空间和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郁峰副教授作了题为《群体心智与人工群体智能》的报告。他指出,人工群体智能是上世纪80年代时人工智能学者和研究动物种群行为的仿生学研究者提出来的概念。目前,群体智能已成为人工智能的新发展方向,它是在传统的群体智能背景下新开发出来的一个研究途径。其基本观点认为,智能的主体不仅仅是大脑,而是大脑、身体、工具、环境相互嵌入的耦合系统。群体智能比个体智能具有更高的层次,具有算法的涌现性;智能本身是以整体智能的形式出现,不能还原到个体身上。关于人工群体智能是不是真正通用人工智能,郁峰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并不能给出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是哲学家、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需要共同努力的问题。
    在互动环节,有学者提出,像蚂蚁或者蜜蜂的巢这样精密的结构,其实可以基于特别简单的规则而产生,并不需要所谓的智能。郁峰认为,并不是人工群体智能取代现有的人工智能,而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另外一个方向,或者另外一中对理解智能的理解方式。
    二、大数据的哲学问题
    董春雨教授做了《大数据的个性化知识的特征及其价值》的报告。他指出,传统知识观强调一般性和普遍性,但是大数据时代个性化知识成为知识观的明显变化。新的知识具有5个方面的特征:具体性、认识主体的特殊性、个体性知识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情境性和不确定性。大数据的个体化知识对知识观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数据重新书写了知识的构成,科学研究以及我们应如何与信息接触、如何与自然进行交互等问题,发掘出了新的获取知识的领域和方法。个体化知识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关注对象是复杂系统、无目的性、全面性、训练和进化、数据与算法的双重驱动、弱标准性。其价值表现为:无可比拟性和独特的方法论。大数据时代的知识观触及的是知识的转化,其结果是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关系。他总结认为:仅凭牛顿定律不能解决羽毛的落地过程,只有通过科技手段掌握了大数据化的个性化知识以后,才能对羽毛降落的过程给出一个完美的回答。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知识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得到了升华。
    有学者提问,古希腊的意见与个性化知识的区别在哪里。董春雨教授回应认为,古希腊谈意见主要是谈主观性不可靠性,但谈个体性知识,主要是谈知识观的转变,从一般性、普遍性知识向特殊性、具体知识的转换。强调知识的个体化,最核心的例子就是落体定律无法解决羽毛飘落的问题,但大数据却可以通过知识的细节、信息的完备性等等,来提供一种技术的可能性,使得还原羽毛的下落过程成为可能,这就是现在大数据的意义。
    上海大学的王天恩教授作了题为《大数据开启信息文明》的报告。他认为,如果说物质文明是直接建立在大自然的基础上,那么信息文明就是直接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会看到发展造世哲学、造世伦理有很重要的空间。其次,研究者们没有充分意识到大数据提出的相关关系问题的哲学意义,没有开发出大数据相关关系的思想财富。最后,王教授提出,对大数据研究要注重前提性反思,因为如果没有前提性反思,就可能出现有发展但是没有进步的情况。
    上海交通大学的闫宏秀副教授作了题为《数字时代的记忆构成:数据与自我》的报告。她在剖析了胡塞尔、保罗·利科尔等思想家的观点后,指出数字记忆已经成了我们的一种记忆。数据以及数据库是记忆的形态、元素,以及元素存在的场所。对于记忆如何构成的问题,她指出数据记忆是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数据再现,另外是它本身一个动态性、开放性和参与性。她总结到,记忆和遗忘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遗忘就是记忆本身的属性。
    上海电力学院的张贵红博士带来了《论数据的本质与拯救现象》的报告。他指出,只有区分数据和现象才能够更好地讨论数据的本质问题。在梳理英国哲学家弗洛里迪的数据观点之后,他指出,弗洛里迪提出了数据是事实、信息、元素和关系,这些观点值得思考。因为,在大数据帮助下,人的观察或者人的感觉都能数据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认识论方案强调数据就是认知表征;数据化方案强调万物皆可数据化。
    三、智能化社会的其他哲学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的苏令银副教授做了题为《人工道德实体的哲学假设与认识论挑战》的报告。他首先梳理了国际学界关于人工道德实体的道德地位的争论。他认为,争论的关键是两个根本不同理念之间的对立,一个是标准的观点,一个是实用主义的观点。道德标准的观点认为,道德实体需要满足特定条件,如理性、自我意识,而实用主义的观点认为道德实体只需要满足某种行为条件就可以。其次,他进一步对学界讨论涉及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术语进行了澄清,如实体、自主性、自制等等。他认为,一方面,标准的观点认为必须有非凡的意识,才可以表现出道德或者不道德,这对理解人类的价值观是非常必要的。而另一方面,实用主义更加倾向摒弃非凡意识,如通过认识论、概念论或美德论的立场进行分析。最后,他对自由意志和自主性的问题是否是成为道德实体的必要条件做了解读,包括归因性的问题和道德实体相关的讨论。
    华东理工大学的黄时进副教授作了《网络化科学的认识论探索》的报告。他指出,在信息与网络技术的推动下,科学研究正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全球化使得大科学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化的科学网络。科学共同体与普通公众正分享着彼此的专业知识论,经验和见解。公众的参与将成为科学研究和科学讨论的必要组成部分,爱好者对专家的挑战是否成为科学发现的常态。这种开放的科学,将利于提升科学发现的效率,也助于科学红利的普遍分享。
    研讨会当天,还举行了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工作会议。会议就理事增补,章程修订和下一阶段工作等进行了协商。
 
(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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